荆楚网消息 (楚天都市报) 胡锦涛近日在安徽农村考察 新华社发 历届三中全会治国理政思路图 CFP图
站在改革开放30年的新起点上,如何评价中央农村工作文件特别是10个“一号文件”的历史作用?农村改革发展的政策轨迹和未来走向如何?记者专访了参与中央有关文件起草的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和原主任段应碧。
30年出台10个“一号文件”
段应碧说:30年来,中央分别在改革初期(1982年到1986年)和新世纪初(2004年到2008年)发出10个关于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记录了农村改革前进的步伐,闪烁着农民首创精神的光辉,也彰显出中央对“三农”问题的重视程度。 上个世纪80年代初,5个“一号文件”启动了中国农村发展的第一个重要时期。主要拉动力是农民首创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它极大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集中释放了压抑已久的农村社会生产力,一举解决了中国人吃饭问题。 陈锡文说:新世纪5个中央“一号文件”,主线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实现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战略转变。受一系列惠农政策的支持,我国“三农”工作出现重要转机,粮食连续5年丰收,农民收入年均增长超过6%。
文件原则是保障农民利益
陈锡文说:将30年来中央农村工作文件连在一起看,这其中所体现的基本精神和原则就是,经济上保障农民的物质利益,政治上尊重农民的民主权利。 段应碧说:改革初期5个“一号文件”基本取向是“破”,即突破原有的人民公社体制。当然“立”也在其中,即确立家庭联产承包制度,但“破”是主要的,尤其是前3个“一号文件”。首个“一号文件”,明确了各种联产承包方式都是集体经济内部的责任制,这给了农民很大选择,把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体制打破。接下来的几个“一号文件”,先后回答了包产到户“姓社姓资”、延长土地承包期、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和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等重大问题,进一步解放了思想,引领了农村改革。 陈锡文说:2004年“一号文件”出台前,我国粮食产量已连续下滑,农民增收低速徘徊,中央希望尽快扭转这种形势。当年“一号文件”锁定农民增收,出台了3项前所未有的惠农政策:一是对种粮农民进行直接补贴,二是减轻农业税费负担,三是对重点农产品实行最低收购价制度。极大调动了农民积极性,当年即增产粮食700多亿斤。
农村改革要进一步放活
陈锡文:从农业生产角度看,农民期盼三点:粮价涨一点,补贴多一点,生产资料价格稳一点。从农民进城务工来看,最大希望是能获得公平公正对待。 在起草文件、制定政策过程中,显然要考虑这些问题。所以2004年的“一号文件”首次将农民工列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强调城市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如就业、教育、养老、医疗等,要覆盖农民工。 现在农村比较突出的问题有两个:一是政府每年给农民的上千亿元财政补贴,有些被中间截留。二是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得不到很好保障,农民希望“我的事我做主”。我现在经常会收到农民兄弟的来信,其中反映最多的是承包田被侵占。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农民的,是签了合同、受法律保护的,不容侵害。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胡锦涛总书记到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考察,他明确告诉乡亲们,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党的农村政策的基石,不仅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还要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同时,要根据农民的意愿,允许农民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适度规模经营。 总体来看,今后推进农村改革,“放活”是关键。无论构建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发育新型经济组织,还是促进生产要素回流农村,都需要“放活”。这些问题解决好了,农村改革就深化了,反过来对城市会提出改革新要求,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就会逐步形成。
过五关斩六将 揭秘“一号文件”产生过程
段应碧:改革初期,一般都是先分门别类下去调研,还常常委托地方和外单位调研,广泛听取干部群众的意见。起草、汇报、研究政策措施……最终由决策层定下来。 调研中把握两点:一是注意观察农民情绪和普遍性、苗头性问题。二是注意听取不同意见。这很重要,只有在不断讨论和争论中,才能明辨是非,升华认识。“一号文件”一般起草需4个月左右,文件写了多少稿也不知道,就是要总结好亿万农民的实践,其中最大的难处是如何冲破传统观念。特别是像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姓社”还是“姓资”、农民能否进入流通领域和城市、有雇工的私人企业允许不允许存在……这些争论在今天看来算不得什么,但当年却是闯了禁区。 陈锡文:每个“一号文件”形成草案后,要经历科学严谨的讨论、报送周期,我们称之为“过五关斩六将”的程序: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审核——国务院常务会议——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央农村工作会议讨论稿——“一号文件”。说实话,只有每年12月31日文件进了印厂,文件起草组的同志才如释重负。这个征求意见和最终定案的过程,实际就是认识升华、形成共识的过程。如文件中给农民“真金白银”的表述,必须和许多相关部委协商。中间要多次沟通、反复论证,也要考虑财政承受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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