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让针灸成为中国的品牌.
被喻为“日本唯一的管理成功大师”的大前研一先生,评论中国没有品牌优势,产品的钱被国外企业带走,中国没有赚到钱,据媒体报导,我国出口8亿件衬衫才买回一架波音客机,中国被国际认可的品牌不多,但针灸是中国的驰名品牌,具有无人可争夺的优势,全世界每年中风患者约千万人,绝大部分病人留下后遗症,在痛苦中煎熬,针灸是医治中风的显效疗法,如在中心大城市设立2000张中西医结合病床,收治国外中风患者,二月一疗程每一病人月医疗,护理,生活费5000美元(发达国家的中低收入家庭均可承受),按80%病床利用率计,年收入9600万美元,(纯利6000万美元),三年可净赚一架波音客机,五年可 净赚一架空客A380飞机,既可促进航空、商业、旅游、金融等行业之发展,又可增加就业及外向型针灸人才之输出,与提高城市之知名度。
(4)对于中风,植物人等特殊疑难证,不宜完全按照正常人的健康标准,中风患者只要生活自理,植物人醒转,并恢复吞咽等基本功能便为治愈;医患之间要相互协作,互相体谅,医者要处处为患者着想,尽心尽力,竭尽全力为患者医治,而患者家属也不宜提出不切实际的过分要求,如医治世界医学的难治症植物人,不仅要求患者醒转,且要能吃,能喝,能走 ,生活自理。
(5)现代医学验证疗效的金标准为[循证医学],拙以为,鉴于目前中医针灸的处境,验证针灸的疗效宜采用[互换治疗验证法],如选择针灸具有代表性的医治中风而言,可在任何医院任选10-20个住院中风后遗症患者(也可在多家医院任选一大批患者),分成针灸治疗组与其他治疗组,由专家教授组拟定肢瘫,面瘫, 失语等的疗效评分标准,并对每一患者作初步检查记录后,在专家组的监督下,在CT,MRI等科学仪器的检测下,。各组在规定的同一时间(如一日)内进行治疗,治疗毕,由专家组对逐一病人进行评分,然后两组交换治疗,治疗毕,最后由专家组逐一评定每一病人分阶段疗效,及针灸组与其他组的总成绩。期望“中医无用” 论作者,在媒体现场直播下进行指导。“互换治疗验证法” 对疾病的疗效既有纵向对比,也有横向对比,既适于小样本,也适于大样本,既有个体样本,也有群体样本,病情各异,其可比性,公正性,透明性,真实性,群众(认可)性,疗效(快速)性及科学性显而易见。既是对中医针灸因循守旧,缺乏创新的镇静剂、促进剂,也是对“取消中医”论者有力的“回敬”。
以上系个人对中医针灸学术性探討的浅见,也是肺腑之言,不当之处请批评指正。在治疗植物人与中风重症患者期间,由于所在医院的理解与大力支持,在保证患者生命安全下,使针灸得以发挥积极作用,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五) 扬我国粹,壮我中华。
毛主席于1958年在杭州时说:“针灸是祖国医学遗产中精华的精华,针灸不是土东西,将来全世界人民要用它来治病的”(详见<中国针灸>2001年8月期454页田教授文)。
毛主席高瞻远瞩,为我国针灸的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为此我相信在不远的将来,有数千年历史、古老而神秘的中国针灸医术,将被视同艺术,以其魔术般的奇迹,赢得海内外人士的认可、接纳和赞誉,并以其光辉的业绩屹立于世界医学之林,永不凋谢,前程似锦. 书于二零零七年六月
十六. 笔者简介
何景培,男,广东省新会市人,生于1930年1月,高级经济师,1950年由香港回广州升学,入广东省立法商学院,院系调整就读于中山大学、中南财经学院,1954年大学毕业后,先后在武汉市二商业局、武汉市旅游局工作,1971年至1981年在武汉市精神病医院任医务干事。
1966年笔者随鲁藉张医师学习针灸医术,张氏之针术系我国针灸名医杨继生医师之祖传,何从六十年代开始在武汉义务为病人医治中风四十载,原武汉市房产局阎局长中风,及市二商业局范局长等亲属再次中风,均系何治愈。四十年来共治疗业经医治的中风患者百余人,总有效率70%,治愈率40%,三分之一的瘫痪病人的痪肢系立针立动或立举,其中救醒中风昏迷病人10人。
何于1990年退休后,曾多次应邀赴渝、蓉、穗、琼、香港及广东省十县市的病人家中与医院医治中风,1992年先后在顺德市医院及武汉市医院救醒男女各一位二次术后昏迷二月之植物人,于2005年2月在海口市医院救醒一名男性因车祸昏迷四月之植物人并恢复意识,得到患者及医院的好评。
笔者近年曾撰写与发表[怎样预防中风],[针灸医治中风],[针灸医治中风之体验],[针灸医治中风要诀], [对中西医结合及中药、针灸拓展之个人浅见],[针灸医治疑难症] ,[对针灸医治中风之考证及探讨----扬我国粹,壮我中华]等论文多篇,其中[怎样预防中风]及[针灸医治中风]二文巳由澳大利亚医生译成英文。
BIOGRAPHY
Jingpei Ho, male, who is a Senior Economist, and Acupuncturist, was born at Xinhui, Guangdong province in 1930. He studied in Sun Yat-Sen University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1950s. After graduation from university in 1954. He worked in Municipal Commercial Bureau, and successively in the City Tourism Administration Bureau of Wuhan.